一八六一年秋末银行股票配资，经过一年多的惨烈围城战，湘军攻占了太平军重兵防守的安庆，太平天国的灭亡进入倒计时。对曾国藩而言，攻占安庆固然是一场巨大的胜利，但这份胜利来得太过艰难。面对太平军悍不畏死的冲锋，湘军防线多次濒临崩溃，一度就要顶不住了。关键时刻，是湘军水师装备的数十门开花大炮昼夜猛轰，才击退了太平军。
湘军的武器装备处于冷热兵器混装时期。以一哨湘军为例，85人中有36人配备大刀长矛，40人使用抬枪，此外还配备了一门前膛炮。抬枪是大清自主发明的大型前装滑膛枪，早在镇压白莲教时就已出现，除了威力巨大，其余全是缺点。这门老式火炮在明清战争时期就已存在，发射铅制散弹，主要用来对付密集的士兵。虽然湘军火器占比已超过60%，但这些“破铜烂铁”对太平军并无优势，扭转战局往往要靠西洋武器。
于是曾国藩决心抛弃这些落后装备，仿制洋人的武器。他以两江总督的名义，下令各地寻访机巧能人。很快，江苏巡抚薛焕访得了两名奇人——徐寿和华蘅芳。两人以幕僚身份进入曾国藩幕府，投身机器局的筹备工作。一八六二年一月，曾国藩将机器局命名为“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火药、炸药、霰弹、炮子弹和小火轮。
严格来说，安庆内军械所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兵工厂。因为曾国藩不信任洋人，军械所清一色都是中国人，也没有采用机器生产，整体上就像一个大型手工作坊。但即便如此，安庆内军械所还是设计并制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蒸汽轮船。曾国藩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也。”他明白，大清军工的新时代已经拉开了帷幕。
从鸦片战争开始，大清就见识到了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但这个迟钝保守的古老帝国并未做出有效反应。“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如此微弱，以至于清廷没有任何实质性进步举措。真正让大清产生触动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这次战争中，骁勇善战的蒙古铁骑在英法联军的枪炮面前不堪一击，紧接着是皇帝出逃、北京圆明园被毁。一次次暴击，终于打醒了这只沉睡的狮子，迫使其做出改变。
一八六一年，英法联军撤出北京。两个月后，恭亲王奕訢向咸丰皇帝建议，购买和制造洋枪洋炮，并雇佣法国人传授制造技术。咸丰皇帝答复：“既然法国人肯卖枪炮，又愿意派工匠传授技术，那就让曾国藩和薛焕去办吧。”这便是曾国藩创建安庆内军械所的政策背景。从此，大清以“自强”为目的，开启了洋务运动，也揭开了晚清军工体系近代化的序幕。
从安庆内军械所创建到大清灭亡，清廷总共创办了44所大大小小的兵工厂。只用了五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武器现代化进程，部分武器紧追世界先进水平。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离不开慈禧太后的高瞻远瞩与坚强支持，离不开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的重视、指导与关怀，更离不开广大科研人员、军工技术人员和一线工人的牺牲与奋斗。
曾国藩首开军工近代化的风气，但集大成者却是后起之秀李鸿章。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的思维更为开放，手段更为灵活，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步子迈得更大、走得也更远。李鸿章对西方武器的推崇，始于华尔的洋枪队。洋枪队是美国人华尔招募洋人冒险家，用西方新式武器和制度组建的雇佣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表现出强大战力，被誉为“常胜军”。
李鸿章率淮军进驻上海后，目睹了洋枪队攻打嘉定的战况。全新的战法、恐怖的火力，让出身传统军旅的李鸿章叹为观止。他说：“洋兵数千，枪炮齐发，所挡者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从此，李鸿章按照洋枪队的标准改造淮军，用了两年时间将淮军中的旧武器全部淘汰，换装洋枪和炸炮，在清军中率先完成了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升级换代。此后，淮军从前膛枪到后膛枪、从单发枪到连发枪、从开花短炸炮到长炸炮再到后膛炮，一直引领清军武器装备的迭代潮流。幕僚吴汝纶这样评价李鸿章：“闻外国有新出仪器，未尝不探求而仿制，以教练淮军。”从这个意义上讲，淮军的武器装备紧跟世界先进水平，与西方列强没有代差。
犀利的武器往往需要高昂的代价。一支单发后膛枪需花费24两6钱白银，一枚英国12磅炮弹需花费30两白银，这相当于一个大型普通四口之家一年的收入，“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并非虚言。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四年，淮军军费开支达1130万两白银，大部分都用在了武器装备上。李鸿章认识到，购买武器只是权宜之计，自主制造才是长远大计。从一八六三年起，他招募外国技师、挑选中国工匠、购买外国机器设备，先后创建了上海炸弹局、苏州洋枪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实现了枪炮、军火、轮船的自主制造。
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有两个目的：最直接的是镇压国内叛乱，其次是对付洋人、振兴大清。正如李鸿章所言：“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认清这一真理后，有见识、有魄力的地方督抚纷纷设局建厂，图谋自强。
清廷创办的44所兵工厂中，大型兵工厂有5座，分别是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局、北洋机器局；中型兵工厂也有5座，分别是金陵制造局、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吉林机器局、广州机器局。这10个大中型兵工厂设备齐全、材料充足、技术力量较强，能仿制各类枪炮弹药，部分还能建造舰船。除此之外，其余小型兵工厂大多只能修理枪炮、生产弹药，且生产不稳定，聊胜于无。
据统计，清廷新建并维持44个兵工厂运转，累计总花费在1.1至1.4亿两白银之间，相当于《马关条约》赔款总数的一半，平均每年花费约220-280万两白银，相当于两艘定远舰的价格。以清廷年均财政收入7000万两计算，这一花费仅占财政收入的3.1%-4%，负担相对较轻。相比日本动辄节衣缩食筹集经费，大清搞军工现代化的起点要高得多。
钱花了，效果如何？晚清军工生产的成绩主要体现在枪械仿制、火炮仿制、火药生产以及舰船建造四个方面。
枪械方面，仿制热潮高涨。从一八六七年江南制造局批量生产美式雷明顿边锋后膛枪开始，金陵制造局、山东机器局、湖北枪炮厂、广州机器局相继寻找世界上最先进的枪械进行仿制。一八八一年，金陵制造局仿制出美式加特林机枪；一八八四年英国发明马克沁机枪后，仅过四年，金陵制造局便成功仿制；一八八九年奥地利发明曼尼夏连发枪后，江南制造总局于一八九年成功仿制；一八八八年德国1884委员会步枪研制成功，五年后湖北枪炮局仿制成功，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汉阳造”。可以说，大清的枪械水平紧追世界先进水平，与发明国仅相差3-5年，技术方面基本没有问题，问题主要体现在产能上。
甲午战争前，清廷所办新式兵工厂累计生产各种枪械约8万支，就连规模最大的江南制造局，年产量也才1500支左右，远不能满足需求。须知当时清军包括八旗、绿营、勇营、新军在内，共约99.2万人。甲午战争后，为编练新式陆军，各兵工厂提高了产量，直至大清灭亡，又累积生产各种枪械约18万支，但此时清军数量已突破百万。如此巨大的缺口，导致清军装备主要依靠进口。而进口花费巨大，加之清廷后期财政愈发困难，所以直到大清灭亡，清军都没有完成全面换装。
火炮方面，大清最先仿制的是各种短炸炮。这是一种能发射榴弹的前装滑膛炮，通俗来说，就是炮弹从炮口塞入，飞出后能爆炸，爆破弹片可杀伤一片敌人。在此之前，清军火炮发射的炮弹不具备爆炸功能，只是一枚铁球或铅球，依靠高速冲击力砸击敌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装滑膛炮逐渐被前装线膛炮取代。一八七四年，江南制造局以英国先进的阿姆斯特朗炮为样炮进行仿制，经过四年技术攻关，成功仿制出40磅阿姆斯特朗钢膛炮。此炮口径120毫米，射程7公里，是中国制造的第一门线膛加农炮，具有划时代意义。
彼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期，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在火炮领域，不仅有线膛炮代替滑膛炮，还有后膛炮代替前膛炮、管退炮代替架退炮。大清技术人员始终关注火炮技术的更新迭代趋势：一八八四年，金陵机器局制成格鲁申式37毫米后膛架退炮；一八九二年，江南制造局制成阿姆斯特朗式120毫米管退炮；口径方面，一八八七年江南制造局制成阿姆斯特朗式203毫米全钢后膛要塞炮。这些火炮与从德国进口的克虏伯要塞炮，共同构成了大清海岸要塞炮的主力。数量上，从开始仿制到大清灭亡，清廷总共生产了约4000门火炮，依然远远不能满足百万清军的需求。
说完枪炮，再来说火药和舰船。引入洋枪洋炮后，传统手工制作的黑火药已完全不能适应需求。为此，天津机器局率先新建新式火药厂，依靠科学工序和机器生产的黑火药，威力远超之前的手工配制黑火药，且能实现批量化生产。相比枪炮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火药技术的突破相对缓慢。一八八四年，法国人维埃耶研制出无烟火药，相比黑火药，其威力更大，且燃烧后残留物和烟雾较少。它的出现，使步枪子弹从大口径黑火药枪弹演变为较小口径的无烟火药枪弹，马克沁重机枪也因使用无烟火药子弹才具备实用价值。法国人成功研制无烟火药十年后，江南制造局建成无烟火药厂，年产无烟火药6万磅。火药和弹药的生产工艺并不复杂，大清各兵工厂均能制造，产量大致能满足清军的作战和训练需求。
最后是舰船。大清第一艘蒸汽船是徐寿、华蘅芳等人于一八六四年设计制作的“黄鹄号”。虽然这艘船各项性能都比较简陋，但它开创了中国蒸汽造船的时代。三年后，江南制造局下属的轮船厂制成第一艘木质明轮蒸汽船“恬吉号”，舰长61米，排水量600吨，装备9门火炮。试航当天，曾国藩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则可习也。”此后，江南制造局轮船厂在明轮汽船的基础上，制成了螺旋桨推进的汽船，又由小到大建成了排水量达2800吨、装备20门火炮的“海安号”和“驭远号”。后来，江南制造局轮船厂因经费不足，渐趋衰落。
福建马尾造船厂扛起了大型造船的大旗，其最大技术成果是一八八零年建成的大清第一艘大型钢甲巡洋舰“平远号”。该舰排水量2150吨，装备17门火炮，是大清军舰制造的巅峰之作。不过，它的主要材料均为进口——材料制造涉及各类高精尖技术，没有深厚的科研积淀和完整的工业体系，根本无法自主生产。就大中型军舰而言，它是一个国家工业实力的综合体现，完全国产化对当时的大清来说并不现实。
拿大清的军工水平与欧美列强相比，没有可比性；有可比性的是日本。日本军工企业同样对标世界先进水平进行仿制，但日本的明治维新比大清的洋务运动晚了八年，因此日本的军工发展也比大清慢了一拍。以连发枪为例，一八八八年奥地利和德国制成连发快枪，一八九年江南制造总局就仿制出奥地利曼尼夏连发枪，又过了三年，日本才成功仿制出村田式连发步枪。火炮方面，日本直到一八九三年才仿制出后膛山炮，比大清晚了九年。造船方面，日本横须贺造船所比江南制造局造船厂早建厂两年，但发展缓慢。江南制造局造船厂建成“恬吉号”八年后，横须贺造船所才制成第一艘蒸汽炮舰“清辉号”，排水量仅900吨，而此时大清2800吨级的“海安号”和“驭远号”早已在海上游弋。
整体而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大清新建的几座大型军工厂，无论生产规模还是技术水平，都强于日本。甲午战争前，无论是常规武器制造还是造船领域，大清都比日本领先5-10年，军工水平堪称亚洲第一。甲午战争时，清军尤其是淮军的装备整体强于日军：淮军装备的火炮主要有英制阿姆斯特朗式、格鲁申式以及德制克虏伯式后膛钢炮，枪械主要有英制马提尼、法制哈奇开斯、美制雷明顿、德制毛瑟等，甲午前夕又装备了曼尼夏、毛瑟等后膛连发枪。由于仿制武器数量有限，清军武器大部分来自进口，这些均为世界名枪名炮，性能可靠、威力强劲。
日军方面，步兵主要装备村田式单发步枪以及少量村田式连发步枪，炮兵则装备大阪炮兵工厂制造的山野炮，均为青铜铸造，性能和威力远不如清军的后膛钢炮，数量也只有300门左右，远少于清军。然而，甲午一战，大清所有的辉煌都没能经受住现实的考验，一夜之间被打回原形。甲午战争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同样也是大清军工近代化失败的标志。
至于失败的原因，与洋务运动的败因如出一辙——毫无疑问是大清的体制问题。体制影响人的能力发挥，而人又影响武器威力的发挥。直接原因则是制度落后导致的规划和管理混乱：中央没有强有力的机构统一管理军工建设，地方督抚各自为政，资源分散，无法形成合力；生产规模和产品品种缺乏统一规划与标准化。大清各兵工厂相当“任性”：你仿德国的，我仿英国的，他仿法国的，互不干涉；即便是同一兵工厂的产品，也种类繁杂。以最具代表性的江南制造总局为例，三十几年间生产了34种火炮和19种枪械，种类、尺寸、口径各不相同，无法实现武器定型和大批量生产。装备到军队后，便成了“万国造”，弹药供给和维修极为不便。甲午战场上，清军装备的枪械有40多种，五花八门，经常出现有枪无弹、有弹无枪的尴尬场面。
再看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日本的武器虽然相对单一、落后，但型号统一且均为国产，便于弹药供给和维修；日本火炮虽然威力较小，但移动轻便、射速快，更适合东亚的野战环境，若集中使用，威力反而超过清军的火炮。总而言之，日本清楚自己的需求，能够通过严密的组织和规划整合全国资源，将其发挥出最大价值。
一个僵化的体制，无法孕育出进步的因素。晚清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是在遭受外部打击后做出的被动反应。甲午战争被日本击败后，大清军工建设的各种问题暴露无遗。清廷由此开始着手对全国军工企业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一九零四年，任命满洲新贵铁良视察全国兵工厂，以通盘筹划；一九零五年颁布《陆军枪炮口径等项章程》，对枪炮规格进行统一规定；一九一零年又派朱恩绂考察全国兵工厂，提出军工建设改革的整体方案，对兵工厂的合并改制、财政经费、产品产量都做了详细分析和评估。但此时，留给大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总体而言，晚清军工近代化是不成功的，也不可能成功。之所以不说“失败”，是因为它不仅为中国军工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开端。回望晚清军工现代化的历程：面对洋人的坚船利炮，中国人最初的反思是“武器不如人”；后来渐渐发现，问题不只是枪炮，更是“制度不如人”；再往深处探究，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不是一两项制度，而是一整套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对规则的尊重、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认知。如果这些底层逻辑无法实现现代化，那么无论大清造出多少钢铁巨舰，迈向的都不是真正的星辰大海，而是换一种方式的原地打转。
我们太习惯依赖器物的进步银行股票配资，却低估了观念的重量。当一个社会还在用前现代的思维去驾驭现代技术、现代战争、现代国家，那么再先进的武器也只是纸老虎。所以，核心问题不是我们什么时候能造出更好的武器，而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从观念上真正进入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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